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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疙瘩
2018年01月19日

1999年9月18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23位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钱学森、于敏等16人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邓稼先、钱三强等7人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功勋奖章被这样描述:直径8厘米,重量515克,99.9%纯金铸造,配有绶带,可佩挂胸前。主体图案由五星、长城、橄榄枝和光芒线组成。五星代表国家,长城象征国防,橄榄枝预示和平。奖章配有证书,红木盒包装,其规格、材质、图案和证书,其设计、章型、制作和包装均表明,这是共和国最高等级的奖章。等级最高,数量有限,仅23枚,堪称珍罕。这一刻,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35年、第一颗氢弹爆试成功32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29年。众多媒体称这是一次“世纪表彰大会”。

祝麟芳作为核城代表出席大会。那时他已退离核事业岗位近十年了。盯着缓步登台已届80、90岁的老专家,70岁的祝麟芳感慨了。他感慨的不是他们的名字,不是他们所从事工作的领域,也不是他们曾就读曾留学的著名学府,而是23位科技专家的名字在这个场合被大声读出来。

2012年10月7日,一部讲述我国“两弹一星”研发历程的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10月16日,正好播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那一集。据制片人说,并非刻意,实属巧合。280个人物,90%真人真姓名。史料与剧情无缝衔接,历史人物与剧中演员无缝衔接。谢天谢地,它好歹真实。剧中人物里的几个名字吸住了眼球儿:周秩、姜圣阶、祝麟芳、原公浦。核城人,特别是老一辈核城人对这些名字太熟悉了。

第18集有这段:

原公浦:什么?让我加工原子弹的铀部件?

周  秩:是的。我们把铀部件铸造出来了,还需要切削加工,使之达到规定的几何形状、尺寸和重量。产品精度、光洁度的要求都很高。我们没有自动车床,全凭车工的手来加工出二级以上的精度产品。

镜头里,原公浦手里的铀部件被首次目睹,在它“呱呱坠地”48年后。从当年到这年,数万核城人没几个见过那宝贝疙瘩长什么样儿。片尾有祝麟芳的名字,因何镜头没一个?文字有“核材料在浇铸时出现了气泡,谁也没料到,一个小小的气泡竟成了拦路虎”“铀部件上的气泡问题终于在铸造车间得到了解决”的剧情简介,因何剧中没有表现?答案可能是:剪掉了。这一剪,两个人物没有了。祝麟芳、张同星——原本也可以大声说出来的名字,前者被有名无影,后者被无名无声。

端坐在台下的祝麟芳被淹没人海,史诗制作中张同星未见人名,一句台词的原公浦露脸一分数秒,核城老小不太满足却不意外。虽然习惯了惊天动地后的悄无声息,但他们亲历的“剧情”不会删减也无法跳过这一段儿。

1959年,离开重庆到大西北后,祝麟芳才被告知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核部件生产车间并拿出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那一年,学机械的祝麟芳连原子弹是圆的扁的都不知道,三次求见外国专家,憋住了一口气。胜以气为先,第一颗原子弹胜就胜在一口气上。若不然,为什么代号为“596”?

“一个钟罩起家”是技术攻关的故事之一。当年,铀部件冶金加工既无技术资料也无关键设备,真真的一穷二白。祝麟芳和学金属铸造的张同星及攻关成员一起,利用一个旧玻璃钟罩和一台旧真空泵组成的简易真空设备进行模拟试验,取得感性认识。

“背块钢板满北京跑”也是技术攻关的故事之一。故事不起眼,却有年代感。为了解决特种炉炉体卷制问题,祝麟芳翻着北京市电话号码簿,一家家问过去,背块十多公斤重的不锈钢坯料,一家家求援。大厂嫌活儿零碎不愿接,小厂嫌活儿费事不想干。他不能亮出身份,也不能明说用途,愣是跑了20多天,求了20多家。北京攻关,难在白手起家,成在知难而进。

1962年冬,中央部署了原子能工业发展的两年规划,明确提出要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上级对祝麟芳他们的要求更不含糊:1964年7月前务必拿出核部件。目标明确,时间紧迫。当时,别说拿产品,连生产厂房都没有。能不能、敢不敢丢掉专家原设计,另建小厂房和简易生产线,以实验室拿产品?问题问得快,设想提得快,上报报得快,审批批得快。代号为18号的厂房一年建成,“没干过这么步调一致的工程”,参与者直到今天还这么说。18号厂房,难在敢想敢说,成在敢说敢干。

   然而,铸件出现气缩孔的问题偏就在1964年春冒了出来。二机部副部长飞临戈壁,坐镇督战,出现问题当即拍板,分秒不得延误;冶金专家、总工程师亲临车间,遇有疑难问题马上排除,分秒不得拖延。祝麟芳他们把时间正着数倒着排,改数天一炉为一天一炉,一天两炉。走路一溜儿小跑,吃睡不出车间;张同星眼睛盯着感应炉,投料升温脱模探伤,一步不离现场,生生熬成了“拼命三郎”。最后,他们用一种特殊工艺解决了气缩孔问题。铸造攻关,难在经验为零,难在时间紧迫。

1964年5月1日凌晨,第一颗原子弹核部件最后一道精加工工序在惟一一台苏制球面车床上进行。公安部一位处长在门前警卫,专家领导在走廊静候,主操作手原公浦走上操作台,复核监护人、数据检测员各就各位。

在此之前,精心挑选的几名车工已进行了半年的模拟演练,光是加工过的代用料就堆成了一座“小山”。最终确定原公浦为第一颗原子弹核部件的精加工者,不仅因为他技术精湛,还由于他不可忽略的性格特质——沉稳平和。车床是普通精度车床,工件加工尺寸必须同时达到三方面的严格标准,允许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发丝的几分之一;由于核防护安全要求,车床加有防护小室,人员需要“全副武装”,又给操作增加了难度;核材料比黄金贵重千倍,握在手里的是20万科研人员十年的心血,容不得丝毫闪失。虽然原公浦闭着眼都能摸到每一个操作手柄和加油孔的位置,一听声音就能判断哪个齿轮有毛病,戴上特制口罩和双层乳胶手套,透过窥视窗也能达到丝毫不差的程度。但是,万千期待集一身,千斤重责系一身,他的体重还是从55公斤降到了45公斤。

机床开动了。担心什么来什么,核部件突然“啪”一声掉进切削盘内。调整了一下情绪,原公浦再次走上加工台。每车三刀,复核一次。最后三刀了,车一刀,复核一次,再车一刀,再复核一次。加工完毕,经检验,全部合格。1964年5月14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部件正式启运出厂,原公浦由此获得了“原三刀”的称誉。那一年,他刚满30岁。核心部件加工,难在高精准度,难在心理重压。

1964年10月16日,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祝麟芳、张同星和原公浦共同的感受就是扬眉吐气。

因为自豪,被钱三强称为“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的原公浦总是这样对人介绍自己:我姓原,原子弹的原。“原三刀”1991年退休回了上海,与老伴过起清淡的日子。

因为不舍,英年早逝的张同星身患癌症自知时日不多后嘱咐儿子:把我的骨灰撒在戈壁滩上吧。儿子遵嘱,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戈壁滩上,撒在了18号厂房周围。

因为经历过,离开大漠核城退居滨海小城的祝麟芳早已归于平实。偶尔看到他和老伴散步遛弯儿,川音淡淡,清瘦依然,只是不再一溜儿小跑。1959年祝麟芳调离重庆时,母亲卧病在床,妻子分娩不久。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他抽空回了趟家,母亲已病逝多年。2014年,祝麟芳病逝于河北秦皇岛市,距离妻子病逝的日子,仅仅11天。孩子们说,我爸找我妈去了,他离不开她。(彭若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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